作者：刘良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社会理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号文件指出：“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全党团结一致的思想基础。派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建设强国、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共同富裕的坚定信徒和忠诚信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练习者。
一
社会理想决定社会的存在境界。冯友兰提出人生境界论：人对世界有认识，世界对人呈现意义，世界的意义构成人的存在境界；不同的人对世界有不同的理解，因而生活在不同的境界中。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类似地，社会理想实际上代表了一个社会对世界的认识。一个坚守崇高理想的社会，无疑是超越自然和功利主义境界的：它不是无知的，也不会仅仅为了一国的私利而公然鼓吹本国利益至上。
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理想是崇高的，但同时也是令人向往的，可以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它是令人向往的，也就是说值得追求的，因为它符合人性，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是可寻求的，也就是说，它是可以追求的，因为它源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代表着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这种社会理想很容易被社会成员所接受，从而内化为社会成员共同的崇高人生理想。对于社会个体成员来说，人生理想既是有目的的事业，又是激励的事业，崇高的人生理想会给个体提供巨大的心理驱动力，促进人们的精神生活、道德实践、日常活动和社会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创造高品质生活，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二
由社会理想转化而来的人生理想贯穿于不同的个体之中，使彼此的声音相通；否则，不足以形成一个“一致”的社会。换句话说，社会理想是一种凝聚力。尝试用交响乐团来解释它。指挥、主要演奏者以及弦乐、管乐或打击乐的音乐家分工合作，将乐谱中固化的音符激活为流经乐器的音乐。《论语·八佾》 有记载：“子玉曰，鲁子曰：‘可知其乐，初如兮夜，自此清净如夜、齐如夜、伊如夜， ’”孔子自然没有听过后来西方交响乐的音乐，但他所理解的乐理似乎也适用于交响乐。金之声，是始之声；玉的声音是完成的声音；金玉震动之声，是秩序的始末。这个贯穿音乐自始至终的“秩序”不是音乐家、主要演奏者或指挥家，而是音乐本身。乐团有着共同的乐谱（尽管乐谱有所不同）以及将乐谱演绎成优美音乐的理想。音乐之于管弦乐队，正如社会理想之于社会。
社会理想之所以能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人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力密不可分。人的能力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运用和发展的各种能力。这个概念具有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意义。人的能力首先表现为理性能力。从人与动物的区别来看，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是理性。古希腊圣人相信人类是理性动物；中国现代哲学家王国维也说过：“唯有理性的能力，是动物所不具备的，是人类所独有的。”理性帮助我们构建概念来理解世界的结构和秩序。人的能力除了理性的力量外，还包括欲望、情感、意志、想象、直觉等，而人的这些能力在使用时往往都带有理性在里面。例如，就社会理想而言，除了用理性能力形成抽象概念外，还需要用想象力赋予其形象，从而体现为感性存在。真正的社会理想不仅是有意义的真实概念，而且是具有形象和意义的真实概念，它包含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以及情感、意志、信仰等复杂因素。
从概念上看，一个想法要被社会个体广泛接受并成为社会理想，前提是这个想法必须是真实的想法。什么是真正的想法？一个概念的真实性至少包含四层含义：真不假、诚不假、真善不恶、真不假。第一，真不假：真实的概念是实事求是的积极结果，来自实际（符合“真实的事物”），反映人类社会和自然的运行方式（得到“是”），并且凝聚人们对真理的认识。第二，真诚：“我”不仅客观地知道概念的内容，而且对它有真诚的信念。 “我”与概念的外在关系从认知的外在关系转变为基于信念的内在关系。第三，真理是善而不是恶：由于认知过程中认知与评价密不可分，因此真理认知在反映事实秩序的同时，往往反映了事物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关系。正如冯契所说：“对真理的认识符合人的利益，符合人性的发展。它不仅仅是‘真’，而且是善的、美的，所以‘真’成为一个价值范畴。” ” “真”作为一个价值范畴，意味着真理、善而不恶，符合人类发展的要求，符合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根本利益。第四，真真切切：“我”把情感融入概念，专注于自己的感受，概念成为激励“我”行动的活生生的力量。因为概念是真而真、诚而假、真而善而不恶、真而实，所以概念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获得对现实的解决。一方面，观念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成就世界；另一方面，观念改变，在改变世界、成就世界的同时，实现“我”作为观念的主体（成吉）。 “我”将概念形式中的理想变为现实，在现实中打上“我”的印记，确认“我”的本质力量，同时提高自己的能力，锤炼自己的气质，即：通过实践社会理想获得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
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理想的“力量”植根于历史发展的“势”。俗话说，哪里有“潜力”，哪里就有“力量”。在中国的轴心时代，各种思想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例如，孔子、孟子向往三世之治，崇尚王治仁政的社会理想。老庄认为，正是崇尚仁义，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只有回到“人烟稀少的小国”甚至“与动物共处”，才能体会到人类的真实状态。这样，才能仁德有德。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命题。看似反文明的社会理想。 19世纪中叶以来，古今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传统到现代），中华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古今中西之争”已成为时代一大主题。这场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中国向何处去？”传统的社会理想已经不足以应对时代的变化，必须创造性地改造、创新性地发展。例如，康有为以进化论为基础改造了大同理想，李大钊则将大同理想置于唯物史观的基石上，主张“个性解放”与“大同”统一的社会理想。和谐”，以及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整体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时，“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出现了。以及“世界将走向何方？”的问题。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一方面，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思考中国的问题，而必须在世界上、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中思考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问题的解决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在此形势下，我们必须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那就是“持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代表了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文化生命形态，“古今中西”的各种元素交融交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历史大势、时代脉搏。这样的“势”，必将召唤人们继续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