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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徽州文化的历史与传播,浅谈徽州文化的历史与传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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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徽州是时间概念,即从1121年至1911年。徽州这一名称始于 宋宣和三年(1121年),方腊起义遭到镇压,改歙州为徽州。从宋置和三年(1121年)一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徽州这一名称一直没有变更,或称路或称府。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留县,徽州这一名称随之也就不复存在。1949年以后设立的徽州专署或仃署,由于管辖范围不同,已不屈于徽州府这一概念。一府六县是地域概念,即原徽州府属歙、黟、婺源、休宁、祁门、绩溪六县。在长达890年的时间里,这六个县一直稳定地隶属于徽州,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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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起源?

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绩溪县是一块人杰地灵的沃土,是古徽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与古徽州的歙县、黟县、祁门、休宁、婺源一样,是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什么是徽州文化?有哪些特点?徽州文化的成因有哪些?

徽文化,即徽州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指古代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而不等同于安徽文化(安徽文化由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三个文化圈组成)。

徽州即今黄山市、绩溪县(今属宣城市)、婺源县(今属江西上饶市)。

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学术界对其的研究,至少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与敦煌学和藏学并称为走向世界的中国三大地方显学。

皖南地区为什么古徽州文化和商业特别发达?

山里人为了找出路外出谋生,为了生存,出外谋生的人自然格外勤奋努力,只有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只有那些不畏艰险才有可能登上事业的顶峰,创业的人为了生存自然压力大,有压力才有动力,才有了发展的条件,具备了发展条件就自然能水到渠成,去徽州实地的古村落的房层建筑就能看到创业者取得的巨大成果,了解创业者的历程就能看出创业者的艰辛之路所付出的代价。

徽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徽州府管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个县,现今分管于黄山、宣城和上饶三个市。明清两朝, 徽商曾执中国商界牛耳数百年, 徽商故里——徽州也长期弥漫着金银气。

自明朝中叶至清朝乾隆嘉庆时期,徽商创造了雄踞中国商界四百余年的辉煌,其商业资本之巨,经营地域之广,从业人数之众,均为一时之冠,“无黟不成镇,无徽不成商”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大奇迹。在当时经济并不发达的皖地,为何古徽州会出现如此灿烂的商业文明呢?

古徽州处“吴头楚尾”, 属边缘地带, 山高林密, 地形多变, 开发较晚, 原系古代少数民族“山越”的栖居地, 汉以前人烟并不多。然而, 晋末、唐末及宋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移民潮, 给皖南徽州地区输入了大量人口和北方发达的农耕文化。随着徽州人口的急剧膨胀,人口增长与社会财富增长出现尖锐矛盾。人口急剧增长, 田地拓展甚难, 人均耕地骤减, 导致古徽州粮食紧缺。

农民需要靠田地种粮活命,但人口多、耕地少,单靠种田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徽州人的生存需求。于是,大量的徽州人由于生计所迫,开始奔走四方转而经商。 “前世不修, 生在徽州,十二三岁, 往外一丢”就是当时徽州人的真实写照。大批的劳动力就这样被逼上经商道路, 有些成功致富了, 有些却从此流落他乡。徽商便是徽州人口重压下的产物, 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除了历史因素外,徽州能有如此灿烂的文明也离不开文化的驱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实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士农工商”作为固化的阶层排序,“有市籍者不得宦”的世俗偏见,使得鄙商、贱商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根深蒂固。这种社会生态下,徽州人能于一隅山地之中,冲破重重体制、观念的束缚、障碍,独开“商亦为本业”的天下风气之先,成为一支中国商帮劲旅,决不仅仅迫于徽州地理环境恶劣、地少人多的生存危机,而是基于深层次文化自觉的驱动。

治生第一,勇往为先

在封建时期“重农抑商”的政策导向下,徽州人有着独特的价值观,不再以商业为“贱业”。徽商首先树立了在当时颇为进步的职业理念:“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无论哪种行业,只要勇于去做,成为行业表率、先锋,都是值得肯定的,这就完全突破超越了以往对商业的歧视性观念。

以廉服贾,贾不负耕

自“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正统观念引申出“无商不奸”的社会偏见,也使经商者背负着“不义”的巨大社会舆论压力。但徽商对此却不人云亦云、因循守旧,能独立思考,并作出自己清醒、务实的价值判断。既然人们对商人的偏见是因为商人得利太多,那么只要我做一个廉洁的商人,农民赚多少钱我也只赚多少钱,大家凭什么对我还会有偏见呢?说到底,百姓痛恨的也只是贪利忘义的奸商而已。到了明中期,徽州经商蔚然成风,“昔为末富,今为本富”。

贾名儒行,贾不负儒

明代大儒王阳明认为“四民异业而同道”,商人并不比士大夫低人一等,无需自卑自践。在此基础上,明中期歙人程季公提出:“籍能贾名而儒行,贾何负于儒?”如果我作为商人,能以儒家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就不比儒士差。

一旦冲破传统观念的樊篱,又在文化上找到了居思想界正统地位儒家学说的强有力支撑,大批徽州人理直气壮地投身商界,就不再是被逼无奈之举,而成为自发、自觉、自愿的行为。因此,明中叶,徽商在徽州人前赴后继、义务反顾的弃农服贾潮流中,迎来其势不可挡的兴盛崛起。

在“贾而好儒,以义取利”的价值观引导下,徽商于明清时期在全国十大商帮角逐中独领风骚,徽商也创造了雄踞中国商界四百余年的辉煌。而徽州这座原来的皖南小城,也成为了明清时期的文化和商业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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